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关于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

　　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宗教信仰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

　　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

　　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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